“天下为公”就是原始共产主义

“天下为公”这四个字太有名，太响亮了！在中国几近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近代以来，孙中山对“天下为公”的传播与深入人心贡献最大，独步天下。孙中山将儒家描述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与他宣扬的共和思想和三民主义联系起来，认为西方的共和思想和制度在古代中国早以有之。例如1924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演讲中说：“真正的三民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孙中山题写了许多“天下为公”的字幅赠送他人，例如赠给冯玉祥，赠给张学良。据不完全统计超过三十多件。可见他非常喜爱这四个字，视为救世的灵丹妙药。

今天看来，孙中山以为儒家向往的天下为公及大同世界与共和相通，非常片面和牵强。他基本是从权力的继承维度来理解共和制的，反对“家天下”，反对权力世袭。而主张权力的继承应遵循“选贤与能”的原则。比如他在《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五讲中说，“专制时代，父兄做皇帝，子弟承父兄之业，虽然没有能干也可以做皇帝，所以没有能的人也是很有权”；而“在专制皇帝没有发达以前，中国尧舜是很好的皇帝，他们都是公天下，不是家天下”。“换句话说，在共和政体之下，就是用人民来做皇帝”。

但“共和”的本质在于按法律进行统治，将国家视为不同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公共载体，谋求社会的整体利益。不能搞权力垄断，不论是为个人、家族或集团所垄断。“权力不得世袭”当然是“共和”的应有之义，但只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孙中山忽视了共和的本质，他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只是改写了权力的继承机制，终结了“家天下”，但并没有终结权力垄断。

“天下为公”语出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一说是汉朝儒生伪托孔子所作。但不管是不是孔子所言，应该没有违背孔子的基本思想。在《礼记•礼运》篇中，孔子对弟子子游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描绘了一幅奉公讲信、和谐友爱、其乐融融、岁月静好的太平世界。

甲骨文“公”由“八”和“口”构成。“八”是分配的意思，“口”是进食的意思，指分配食物的那个人。在人类早期部落社会，大家共同劳动所获得的食物由部落首领分配，分配是首领的特权。于是“公”就用来指代部族首领。而首领一般是男性。“公”又引伸为有地位的男子，比如王公，主公。公子就是首领的儿子，公主就是首领的女儿。还有鸡公的公，也是此义。一群鸡中地位最高的雄鸡，享有进食和交配的优先权。

实际上，孔子所向往的大同社会就是马克思所描绘的原始共产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初级阶段。因为生产力水平低，没有剩余产品，人们只能集体生活才能维持群落生存和延续。没有私产，不分彼此，同吃同住同劳动。实施群婚制，无法确定父子关系，只能共同抚养下一代和赡养老人。没有私产，当然也就没有偷盗，不用闭户。因为环境严酷，必须要最强壮和最优秀的成员来担任首领，才能降低群落团灭的风险；同时成员间沟通密切，成员间能力品性的差距容易判别，对最优秀成员的判别容易达成一致，所以，首领的产生以贤能为标准,大家公推最贤能的成员担任部落首领。尧“禅让”舜，舜“禅让”禹，就是如此。实在不好判别，就单挑比武决胜负，胜者为王。与猴子争王位一个道理。同样是为了提高群落的生存机会，早期人类与动物一样，相互残杀受到抑制，落败的旧王不会丢掉性命，还是和部落生活在一起或者被放逐。

而马克思的原始共产主义学说也是在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对古代社会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孔子或《礼记•礼运》的作者无疑也从历史传说或文献中了解到初民社会的这种状况。世界各地人类早期的生活形态具有共通性。但情况变了，时间久了，后人对早期人类集体生活和权力的平稳交接就感到很费解。孔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人类之间的相互残杀已不会导致种族灭绝，人类弱小时抑制相互残杀的保护机制就消失了。暴力夺取政权和弑君现象稀松平常，如京剧《刺王僚》所唱，“弑君不如宰鸡牛”。旧王落败了，就会被新王诛杀。于是儒家就将早期人类权力交接以贤能为标准解释为早先人类的道德水平更高，美其名曰“禅让”。其实不然。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更有说服力，原始人的集体生活和“选贤与能”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一时半会吃不完的食物或其它经济资源就积累下来。同时出现了建立在固定配偶基础上的家庭，更有利于抚养下一代，更有利于部落的延续和发展。共同劳动的剩余产品大部分仍然由部落首领保管，以在以后共同享用或进一步分配。同时各个家庭也拥有一些剩余物品，就有了私的概念。这就进入了儒家所谓的“天下为家”或“天下为私”的发展阶段。孔子很惋惜地对子游继续说道，“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小康社会，大家各顾各，“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对共同劳动就没那么上心了，都想往自己家多捞些，对自家的孩子关心和照顾更多些。那肯定会产生矛盾，就不如“天下为公”时代和谐了。那怎么办呢？儒家就认为要用礼来调节家庭内外的矛盾。孔子这段话其实就是在阐述“礼”的必要性。孔子虽然向往“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但也知道回不去了，接受了小康社会“天下为私”的现实，积极为小康社会的和谐稳定寻求方案，就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谨于礼”,用建立在亲疏贵贱上的“礼”来构建社会秩序。同时，由于组织规模的扩大、外部生存环境的改善和组织内部成员间沟通的减弱，权力更迭就由“选贤与能”就转为传子，转为“家天下”。大禹将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

与私相对应，“公”的涵义进一步引伸为公共的意思。部落首领保管的剩余产品为成员共同所有。但分配更加不均等，首领和地位高的成员分配更为优先和分得更多。当然首领和地位高者与对部落的贡献具有相当高的一致性。在资源紧缺下，只够维持成员的最低生存资源，分配就均等些。这其实与计划经济时代的生产队在形式上和称呼上都一样。生产队就相同于古时候的部落，是部落的复制品。生产队长相当于部落首领，是部落的“公”。只是由上级指定，不是社员公推产生的。所以，社员称生产队长保管的公共财产为“公家”的。而自己的自留地是“私家”。“公家”有双重涵义，既指生产队长他们家，也指社员公共的家。两个理解都可以。但结果是一样的。不管是“公的家”还是“公共的家”，队长或首领都享有优先的分配权。有意无意中就“返祖”了。

同样，“天下为公”既可以理解为天下为公共所有，也可以理解为天下为王公所有。不管哪种情况，天下的土地和共同劳动创造的财富都由权力最高者来分配。即使在儒家以为的“天下为私”的时代，儒家建立的贵贱有等的社会结构和推崇“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仍然赋予了帝王对天下财富的终极所有权和分配权，只是他不可能像“天下为公”的部落首领那样直接分配所有的公共财产，而是派生代理人，通过官僚体系来分配天下财物。儒家并没有将“天下为私”置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那么，从“公”这个汉字的起源和流变来看，王公、主公是原义，公共是引伸意，也能得出“公有制”等于是“公有制”这个结论。法理上的天下为天下人共同所有与天下归一人所有的结果完全一样，因为天下共有也必须要有人来保管和分配共同的财富。太平天国建立了“圣库”制度，太平天国军民不允许有私产，所有财物都归于“圣库”。说是“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但实际上，洪秀全等大小王公们享有特权，骄奢淫逸，普通的太平天国军民仅能糊口而已。

总而言之，“天下为公”是人类发展初期受限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产物，既不是儒家所谓的道德高尚，也不是什么先进的社会理念。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天下为公”是空想的乌托邦，或者是想垄断权力和垄断财富的借口。相对于“天下为公”，“天下为私”是人类的进步。确保“天下为私”，私人财产不受侵犯，才是人类不断进步的可靠基础和保障。